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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雁,导游翻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心灵去旅行

 
 
 

日志

 
 
 
 

信念的力量  

2007-01-10 14:31:35|  分类: 游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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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山市的上川岛是广东的第一大岛,面积157平方公里, 离大陆岸边约十海里,岛上的居民大都是以捕鱼为生,过着宁静悠闲的生活。由于这里地处海防前哨,驻扎了南海舰队的一队官兵,渔船与军舰停泊在同一港湾内。经过旅游开发的飞沙滩岸边,屹立着不少度假酒店。洁白平缓的沙滩,浩瀚无涯的南中国海,让游客乐而忘返。

 

我带领着一帮老外游客来到这岛上,不是为度假而来,他们全是天主教徒,国籍各异。吸引他们的是岛上的一座小教堂,耸立在岛上北端的岸边,将港湾景色尽收眼底。四百多年前的一天,他们的一位先驱者方济各沙勿略(St. Francisco de Xavier)溘然长逝于岛上。他是一位早期来到东方的天主教传教士,怀着对上帝的虔诚信仰,在明朝中期,乘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地球的另一边来到这里,以当时的条件来说,那种艰辛可想而知。信念的力量有时会是如此的强大,它甚至会让人耗费毕生的精力去追求他所信仰的某样东西,令旁人觉得不可思议,比如我听说过西藏人三步九拜、步行数月去拉萨朝圣的事情一样。而集体的信仰就更加蕴藏着巨大的能量,有时甚至是一种可怕的力量,或维持世界的稳定,或者排山倒海般摧毁这个世界。小时候读书常常不解,课本中常有共产党人宁可被杀头也不愿放弃信仰的故事,使我感到困惑:世上竟有这种事,信仰竟然比生命更可贵!后来我明白了一点,就是人不可以轻易接受某种信仰,万一有一天你因为某种原因放弃(或背叛)了它,做叛徒的那种痛苦可能会令你刻骨铭心、生不如死,就如犹大出卖耶稣后的遭遇一样。直到读大学,我才开始接触到佛经和《圣经》,我念的专业是外语,却选修了哲学。我对基督教的好感跟我以后接触到的基督徒有极大的关系,他们中很多人可以说是我这一生中接触过的最友善品行最端正的人,中国人接受基督教大都是因为周围的基督徒的善良言行而非基督教的教义,这一点具有普遍性。

 

150647,方济各·沙勿略出生于西班牙东北部的贵族家庭。1525年他来到巴黎的圣巴尔巴拉学院学习。期间,他认识了日后成为耶稣会创始人的依纳爵·罗耀拉。沙勿略于1530年获得哲学博士的学位。1540927,罗耀拉正式成立耶稣会,沙勿略则是该会的第一批成员。是年,沙勿略受命前往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传教。接下来的几年中,他在印度的传教成绩斐然。

 

沙勿略在天主教世界的地位如此崇高,令我产生好奇,翻阅资料,得到沙勿略在上川岛活动的具体细节,写成本文,介绍沙勿略希望进入中国传教的过程,并为此作出了种种的努力。

 

要谈及沙勿略来中国传教,还必须从1547年说起。当时,沙勿略在马六甲认识了一名叫弥次郎的日本青年,出身贵族,因失手杀人而出逃在外。沙勿略为他讲道和洗礼,还将他送往印度的果阿深造。正因为认识了弥次郎,使沙勿略产生了去日本传教的想法。于是,在1549815的时候,沙勿略偕同弥次郎等人来到了日本的鹿儿岛。到日本初期,沙勿略的传教活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虽然没有能够见到日本天皇,可还是在不少地方得到了自由传教的权利。但是,后来在下关传教的时候,便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一心想让所有日本人都认识天主的沙勿略陷入了困境。日本人反问他:既然天主那么好,为何中国人却不信他?沙勿略知道日本的文化、习俗都是从中国学来的,宗教也不例外。于是,沙勿略意识到如果中国能够皈依基督,那么日本人必然会随之而归化。这一点可以从1552129沙勿略写给依纳爵·罗耀拉的信中得知,沙勿略在这封信中说:“日本现行各教派,无一不来自中国。如果日本知道中国业已接受了救主的福音,自必起而追随,放弃现有各教。”后来日本的天主教信徒一多,常与日本原有宗教如神道教、佛教等发生冲突,且有毀坏神社、佛寺等事,1605年间,据称天主教信徒已达70万,德川家康于1612年下令禁教,1637年教民以九州島原为根据地进行暴动,幕府借助荷兰商船巨炮援助攻陷島原,教民万余人被杀,称为島原之乱。随后幕府禁教更严,1638年颁布锁国令,并驱逐了葡萄牙人。此已是后话。

 

他在澳门外徘徊着没能进入内陆。当时澳门是葡萄牙殖民者的落脚点,既是当时远东的贸易港口,也是宗教传播的中心,但从澳门进入内地香山县的关卡由明朝政府严格把守和管制。葡萄牙人起初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殖民活动受到极大的限制,一是因为自明初以来的禁海政策,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葡萄牙人在亚洲进行的武力殖民活动让他们在中国朝野中名声狼藉、恶名远播,中国人称他们为佛郎机。先是瓦士古伽马(Vasco da Gama)用大炮血腥占领了印度的果阿,葡萄牙人进而占领了受明朝保护的属国满刺加(今马六甲)。要知道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曾六次到过满刺加,中满关系非常好。因此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商贸和探险活动受到抵制是必然的了。 

 

沙勿略于155112月,即明嘉靖三十年初冬登陆广东台山上川岛。向北望去,中国大陆已是历历在目。东南沿海的这些岛屿,由于远离大陆,政府对其的管治便松懈得多,因此上川这些岛屿实际上是海盗、商人和武装走私者的落脚处和货物中转站,葡萄牙人也不例外。岛上居民第一次遇见蓝眼高鼻子的洋人,比大陆居民要早许多。由于当时政府尚行海禁,不能进入内陆,而此时岛上也聚集着一批经商的葡萄牙人,拟以此岛作跳板伺机北上。沙勿略的身份当然不是商人,他的东行身份是罗马教皇保罗三世的特使,传教是主要目的;但传教活动从来与商业和政治势力的扩张紧密相关,所以他同时还是葡萄牙国王若奥三世的贸易特使。此年沙勿略北行未遂,于是又转往印度果阿,行迹遍及马六甲、锡兰、马鲁古群岛等地。

 

15528月底,沙勿略乘坐圣十字号再度抵达上川岛。从8月底到123逝世,他在岛上他一共住了将近一百天的时间。沙勿略到上川岛之后,便在山坡上搭建了一个草棚,以作为临时的教堂使用。他每天都在这个草棚教堂中做弥撒,教一些孩子们学习教义。尽管人数不多,他还是非常尽心尽力,一如他在其他地方传教一样。但是沙勿略心中始终挂念着的是进入广州城,见到广东的督抚,最终能够觐见中国皇帝,以获得在中国自由传教的权利,这是他来中国的使命所在。但此时明朝实行严厉的海禁闭关政策,根本不允许外国人进入大陆。如果贸然闯入的话,将会有生命危险,关于这一点,沙勿略是从一名从广州监狱逃出来的葡萄牙商人那里了解到的。根据他在15521022号在上川岛写的几封信可以得知,当时有一个当地华人愿意带沙勿略进入广州城,条件是沙勿略给这个商人两百担胡椒(另一说是直接给钱)。时间一天天过去,那个华人始终没有履行诺言,可能是他权衡了接济外国人偷渡入境的后果之后而不敢履约。沙勿略进入广州的前景于是变得非常黯淡,但他并没有就此退却或丧失信心,他决定继续留下来,以再次获得进入广州的机会。他还有另外一个进入中国的计划,如果实在无法从上川进入广州的话,那么他将坐船前往暹罗(泰国旧称),在第二年随暹罗国王派遣的使团进入中国,他在信中写道:万一这个商人不來接我(上帝绝不允许这样),今年我不能入华,我真不知怎么办,不知前往印度还是暹罗。若去暹罗,可隨暹罗国王派遣的使团明年入华。若前往印度的话,在阿尔瓦罗··伽馬(Álvaro da Gama)执政期间,若上帝不以其他方式成全我的話,不要指望在华作什么留下记忆的事情。但沙勿略并不愿意等到第二年的,他心急如焚,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们入华的决心坚如磐石”。

 

天气逐渐地寒冷起来,岛上的同伴也都一个个地离开了,陪伴在他身边的只有中国仆人安东尼,以及日夜紧握于手中的十字架。上川岛上的生活非常艰难,沙勿略正经受着巨大的考验,由于饥寒交迫,他染上痢疾,身体非常虚弱,以至高烧不退。在15521128的时候,沙勿略已经病得不能言语,认不出人了。直到123(另一说5日)早上,安东尼目睹沙勿略临终的情景,心中无比哀痛,便点燃了一枝蜡烛,放在神父手中。不多时,带着深沉的期待与哀伤,带着对于天主忠诚信念和对进入中国的无限渴望,沙勿略离开了尘世,享年四十六岁。巧合的是,他在东方传教事业的继任者利玛窦,于当年出生了。沙勿略虽然未能真正进入中国进行传教事业,他将天主教带到了中国的门口,倒在了进入中国的门槛之上,但是他无比坚定的传教信心和热忱,极大地鼓舞了后来者效法他的行为,继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来华传教的事业之中,前面提到的利玛窦便是其中之一。 

 

后来的传教士是大家都熟悉的利玛窦,沙勿略的天主教本土化策略对他影响很大,他进入中国之后学习中文和中国的传统礼仪,甚至翻译《圣经》的时候用了很多儒教的词汇,靠学习东方成功地推进西学,他的成功创造出“利马窦规则”。但到了康熙晚期,一股来自西方教会的宗教狂热却使利马窦的心血付之东流。1704年,教皇克勒门十一世明令禁止祭祖祭孔,要求中国的教徒捣毁异教神像,烧毁一切儒佛道的书籍,并屡次派特使进京向康熙提出此要求,被康熙斥之为立于大门之外,论人屋內之事,这一场礼仪之争持续近二十年,使得支持基督教的士大夫损失殆尽,朝廷于是禁教,基督教事业在中国遂走向绝路。这是中国天主教会曾有过的一段痛苦经验,就是所谓礼仪问题。这又是后话。

  小教堂坐落在三洲港新地村北面山坡上,面临大海,雄立山巅,一览汪洋,景色优美。在中国而言,沙勿略的声誉为稍后的利玛窦的光芒所掩盖,然而沙勿略在天主教世界的声誉远在利玛窦之上。据说沙勿略死后,他的同行者及当地葡商合力将遗骸葬在此山上,但不久又起墓将遗体运往马六甲,在他死后的翌年12月遵其本人遗嘱,最终安葬于印度果阿的圣堂内。他的遗体最终于1554315运到果阿,几乎所有的人都来到港口迎接灵柩。教会也应民众之请,将遗体供奉三天,供民众瞻仰,然后厝于印度果阿的大教堂里。1614113,人们在果阿砍下方济各的右臂,并分成几部分,部分前臂运往罗马教堂;其余部分送给印度科钦和马六甲的耶稣会,另有部份则分给澳门耶稣会。封圣在即,一骨一骸,也成圣物;果然,1622年罗马教廷册封沙勿略为圣人。但如果上述史料属实的话,则这上川岛教堂内的墓冢恐怕只是空冢或衣冠冢而已。从来没有人想打开此墓穴去求证,我们绝对不要去打扰他。

 

我们由码头租车前往,途经路边的小村庄,看见不少当地居民门口张贴的大红对联竟然赫然写着“天主保佑”,看来沙勿略信奉的天主确实感化了这里的人们,真的不枉他的这次旅程。教堂为哥特式样,隐于树丛之间,露出一角尖顶,远望大有异域之风情。园内的一草一木,一柱一石,玲珑可爱,凭栏尽见碧海蓝天,渔帆点点。我带来的这些游客拿出随身携带来的吉他,在教堂里一起唱起了圣歌,浑厚的歌声在教堂内回荡,歌词我听不懂,大概是歌颂赞美这位伟大的先驱吧。在这种环境听这种音乐,有一种天籁之音的感觉,彷佛是来自天堂的召唤。

 

沙勿略的坟墓横卧在小教堂内,墓前立一块小石碑,上书方济各沙勿略康熙三十八年字样。此碑既小而不规整,碑文亦简约其辞。教堂后山上行一百余级,还有一座纪念碑,上立沙勿略深目隆鼻的雕像,高三米许,石质似汉白玉,碑刻汉葡铭文,汉文为:耶稣会士泰西圣人方济各沙勿略尔于大明嘉靖三十一年壬子之冬升天真迹崇祯十二年己卯众友立碑。崇祯十二年即公元1639年,沙勿略封圣既毕,而明朝也倾覆在即,传教活动不禁而驰,特别是南明的小朝廷,由上到下几乎全部受洗入教。

  据资料之一的黄苏亚《上川岛方济各沙勿略墓纪实》:1688年,一艘载有澳门总督维埃拉的船因遇风暴被迫在上川岛抛锚,船上一名科罗多的神父在上川岛上重修了沙勿略的墓碑。是年为康熙二十七年,未知与前述的康熙三十八年的墓前小碑有何关系。1698年,一艘法国船只又被迫在上川岛避风,船上乘客曾许愿要在该岛为沙勿略建立一间小教堂。于1700年经广东当局批准,耶稣会的特科蒂神父于同年六月在上川岛建成小教堂。此后仍有所维修扩建,我们今天所见的这座教堂乃是清同治八年即1869年定型的。


   
不管是方济各沙勿略,还是利马窦这些众多的后来者,都没有让皇帝和大部分的中国人皈依基督,毕竟道佛儒三家在中国已经经历了漫长的年代,渗透进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从中分一杯羹谈何容易。中国人曾经在那封闭的环境中形成天朝大国的自高自大与傲慢,让他们不想向他人学习。等到被洋人侵略怕了,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时,又变成急疾乱求医,慌忙开展洋务运动,结果还是没有学到什么好东西。

 

传教士所带来的信仰与文化,融合到原来的中华文化里,影响了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即使到现在仍在影响。他们曾经为封闭的中华帝国开启了一道门,但是我们始终没有从这门走出去。中西方之间的文化冲突竟然演变成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带给我们一段屈辱的历史,此后不久的新文化运动让一部分中国人开始皈依了另外一位西方大儒,并导致1949年新的共和国成立――他的名字叫卡尔 马克思。

 

 

                                                                             一九九八年六月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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