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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雁,导游翻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让心灵去旅行

 
 
 

日志

 
 
 
 

开平:碉楼背后的悲哀  

2007-03-05 17:44:22|  分类: 游记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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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感动,是潜移默化而来的。我与碉楼的邂逅,就是属于这一种。多年前,曾经多次路过开平,初见路旁碉堡式的碉楼,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甚至还觉得那是些丑陋的房子,它们形状四方,高高耸立,窗户细小,外形大多如军事上的碉堡。它们或三两为伴倚靠在村旁,或四五成群散落在田野上。心中不禁好奇地问,这些众多的碉楼从何而来?听人说那是当地的富人为防土匪盗贼而修建,这令我吃惊不小:今天的治安状况已经叫我们相当不满,那以前的情形岂不是无法无天,叫人怎么活啊?

第一次近距离地看碉楼,是在1998年夏天的一天,我带着一对美国华侨父子回开平寻根,其中那儿子二十多岁还不会说中文。其实那地方我也不熟悉,凭借手中的地图,几经周折后终于在一个村庄找到了他们的祖屋。那祖屋早已坍塌,他们颇为懊丧,幸而亲戚邻里尚还非常友善好客,令他们感受到了温馨的乡情。在村口,他俩一眼望见一座碉楼,墙面的颜色已褪成了灰暗,孤独地守护着这村庄,便想问村民打开来一看,可惜急忙中找不到钥匙,只好作罢。在我眼中,它并不好看:破旧而且高瘦,与其他低矮的村屋并不协调。开平碉楼占地普遍不大,这座也不例外,没有园林式居所的那种宽广,人们追求的是高度,这样可以眺望,也便于居高临下地射击。

我出生在文革开始的那一年。小时候的记忆中,似乎凡是旧的的东西都是封建落后的,理应受到批判。所以自然而然地,每逢遇到破旧的事物,都无法激发起我的审美观。曾经多次与碉楼擦肩而过,都不曾想起那是前人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近年来由于旅游业的开发,人们才慢慢地将开平的碉楼摆到了保护开发的桌面上来,最令人关注的,则是近年来政府要将开平碉楼向联合国申报人类文化遗产称号的事情。据说开平共有碉楼一千多座,堪称奇观。即使平庸甚至丑陋的东西,如果形成巨大规模,也是一种壮观的美。万里长城和兵马俑之所以会形成一种视觉上的震撼,只要在于其数量上的庞大。在2004年之前,它们似乎被世人遗忘了。从2005年起,它们重新得到人们的关注——碉楼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其实,是否申报文化遗产,此事并不重要。申遗甚至会变成一种炒作,文化遗产的称号只会令碉楼的参观门票涨价。重要的是我们已经意识到它的历史文化价值了。如同你家中拥有祖先留下来的瑰宝,你理应将它好好保存,不必计较外人对它的估价,外人的估价对你来说没有意义,因为你不会将它卖掉,它里面沉淀了太多的思念和回忆,这些东西是不能用钱来代替的,金钱有时带给我们的只是市侩和庸俗。我们今天的治安状况也不好,南方众多城市的民居在阳台和窗户上都安装了防盗网,这些铁笼子成为遍布大街小巷的一大景观。我想,若干年后,我们也同样可以拿这些铁笼子景观去申报文化遗产,道理是一样的。

碉楼的蓬勃兴起,以及最终形成今天的壮观景象,反映出那个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当时社会的缩影。每一座碉楼后面都可能隐藏在一段曲折离奇、悲欢离合的动人故事,如果你有心思去探究,说不定都是一部部动人小说的极好题材。碉楼代表着那段充满血泪的移民史,或者说是华侨史。

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历来都是非常恶劣的。在这样的环境下生长的中国人磨练出极其忍耐和刻苦耐劳的民族性格,中国人对外来诱惑的反应态度还算是积极的,大多时候会表现出跃跃欲试的情形。因此,在清朝末期,沿海人民向海外的巨大移民潮就说明了这种情况。今天华侨散布在世界各地,溯其根源,其源头主要是在这个时期。鸦片战争带来洋人坚船利炮的侵略,还令举国上下开始审视我们这个天朝大国以外的海外世界,中国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出国。

我们今天重读这段移民史,感慨良多。我自幼受奴化教育,以前对偷渡之类的非法移民行为无法容忍接受,觉得偷渡者丢尽国家和民族的面子,令社会主义的形象蒙羞。我的家乡珠海毗邻澳门,大量的同乡在我年少时冒着生命危险偷渡往澳门,甚至我的哥哥在他十七岁时也曾产生过这个念头。有些倒霉的在登岸前就已被边防守军开枪射杀。文革期间有受政治迫害的逃亡者偷越国境,被抓回的以叛国投敌罪被枪毙,这种白色恐怖我们今天想起来仍觉得不寒而栗。我的观念转变是在读大学以后。偷渡行为的危害主要是可能为目的地国家带来负累,而对原居住地国家则没有大的危害,顶多是对政府“不辞而别”,除非偷渡者作奸犯科、背负刑事或民事责任而外逃。良禽择木而栖,追求更好的生活是人的本性,我们国家既然有这么多的缺点,我们为何不离开它去找一个更好的地方生活呢?我有不少的同学毕业后去了国外闯荡。爱国主义是毒药,究竟对谁最有意义?向穷人或社会低下阶层灌输爱国思想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我对沿海某些地区的大规模偷渡现象渐渐有了宽容之心,虽然他们的行为客观上令我们中国人在申请出国签证时备受各国移民局的严格审核或拒签,但这是无奈的。我们现实生活中不也是存在许多的无奈?比如我们如果要尊重街头小贩的生存权利,就要包容他们在街上的摆摊阻街一样。

清末移民潮的原因则是生活所迫,又可能是国民对海外生活一无所知,自以为那里的生活比国内更好,富有吸引力。鸦片战争后,华南农民无以为生,卖身出洋,这种移民方式是合法的。鸦片战争的本质是为贸易权利而战,鸦片贸易只是其导火线而已。战后,满清被迫向列强开放了通商口岸。列强不仅要掠夺中国的金银和各种资源,还要诱拐中国人出国当苦力。在通商口岸设立的“猪仔馆”,对外雅称“新客馆”,专门关押“猪仔”之用。新加坡就曾是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中心,并设馆于澳门,公然买卖人口。沿海人民被骗,登船前往,途中遇病无医,有些尚未到岸便已死去。剩下活着的抵达后,被关入“新客馆”。这是“卖猪仔”一词的由来。

苦力贸易的背后是中国的贫穷,在贫穷面前人权往往显得苍白无力,这种情形即使到了今天仍然如此。“猪仔馆”经纪人背后都有列强政府支持,他们诱拐中国人是有组织的:在港澳、厦门、汕头等地设有分行,拐骗之术无所不用其极。常派人员至茶楼旅馆,对失业之国人报以酒食招待的亲善之举,诱其赌博,借以赌本,作为圈套,使其负债后,乃夸耀海外之富庶,以动其心。然后答允介绍工作,并许诺借予路费,使受骗者心悦诚服,而不知已堕入圈套,经纪则从每单成功交易的个案中提取佣金,每名百余元不等。“猪仔”上船后,即失去自由,成为任人宰割的奴隶。那些老奸巨滑的雇主要“猪仔们”俯首听命,就让他们在暴力威逼下签订“劳动契约”,实际是“卖身契”,规定劳动年限5至10年,工资仅能糊口,若然逃跑和消极怠工,往往遭到雇主和监工的鞭打甚至杀害。有些“猪仔”尚未熬到期满就已被折磨至死。雇主则找借口迫使契约期满者续订契约,直到吸干他们最后的一滴血。十九世纪,中国约有3O0万人沦为猪仔,同期的非洲,有超过一亿黑奴。在美国的废奴运动后,二十世纪各国相继废除奴隶制度,中国东南沿海罪恶的猪仔贸易终于销声匿迹。

澳门,在这场贩卖苦力的勾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当年澳门的“猪仔馆”达几百家之多,靠苦力贸易为生的人贩子过万。翻开历史,我们发现经澳门贩卖的人口数量巨大,可能是在欧洲人当年贩卖的黑奴之后。人贩子除了西洋人,还有中国人。贩奴是人类一段黑暗的历史,在欧洲人和政府对此事向黑人道歉和忏悔之后,至今仍没有任何政府为贩卖华人苦力道歉。据文件统计:1856-1873年间经澳门出洋的苦力华工总数达18万人。虽然国际上1862年对贩卖奴隶已明文禁止,然而到1873年,在清政府和澳葡总督双方干预下,澳门的苦力贩卖才宣告结束。

容闳曾在《西学东渐》一书中记载了他当时目睹“卖猪仔”人间地狱般的惨状:“余初次归国,甫抵澳门时,第一遇见之事,即为无数华人,以辫相连,结成一串,牵往囚室,其一种奴隶牛马之惨状”。当时运输这些苦力出洋的是一种叫做“牛鼓桶”的木船。除了船头两侧的两个孔,其他部分都是封闭的,因此这种船也称为大眼鸡。显然,这些船只能在近海打鱼,而不能用来载人,但此时却被改作越洋载人。“猪仔们”被囚禁在舱底,里面阴暗闷热。乘这种船漂洋过海,可谓九死一生。《广东华侨史话》记载:当时从香港乘船到旧金山,要一个多月,这样长时间的折磨,往往一百个人中,有时竟死去三四十人,人贩子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华侨有地域聚集的特点,福建、潮汕地区的出洋劳工多前往东南亚,而开平、台山一带的侨民一般前往美加等地,一旦住下来后,他们会写信让更多的乡亲继续移民过来,让队伍不断壮大。开平的侨民首先加入美国的金矿开发,其后修筑铁路。他们每天超时工作,饱尝千辛万苦,最后大多客死异乡。在海外做牛做马,勒紧裤带生活,就是为了积累钱财,好回家乡圆置田建屋的梦想。

中国人的传统乡土观念极为浓厚,衣锦还乡、落叶归根,是他们心中不变的价值观。那些幸存的“猪仔”们挣到钱后摇身一变,变成了“金山伯”,或称“花旗客”,风光无比。他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汇钱回家,或者亲自回国操办买地、建房和娶亲等事情。所有的辛酸苦难都会在衣锦还乡时的荣耀中逝去。他们带着血汗钱陆续回到故乡,纷纷买地置业,福荫乡里。这些有幸活着回来的人,为岭南的村镇带来了西方的生活方式,穷其一生的积蓄,在故乡建起一座座繁荣一时的碉楼和村庄。所以,开平成了侨乡,它在海外的人口竟然超过其在国内人口。

2005年10月底的一个黄昏,我带着旅行团来到了碉楼最为密集的自力村。斜阳洒落在已褪色的古老碉楼上,凸显出一种古朴的沧桑。村旁尚未收割的稻田在夕阳的余晖中映照出一幅田园牧歌般的图画,衬托着碉楼,令人产生今夕是何年的感觉。该村有侨裔二百多人,散布海外。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三个自然村合称"自力村",寓意不依靠侨汇、自食其力。村内碉楼和居庐群建筑精美,保存完好,布局和谐,错落有序,村外稻田千顷,阵阵飘香。我踏着田间小道,穿越绿树修竹直入村内,顿生世外桃源之感。从村中那条通往碉楼的石板小路打量着眼前的碉楼,仿佛感觉好象一下子回到了百年以前。                              

无法想象当年这些华丽的西洋风格楼房带给南方农村怎样的震撼,这些海归者大多未曾受过教育,全凭自己的记忆带回了当年外洋最美丽的建筑式样。这些房子的设计者就是这些“花旗客”自己。他们并没有图纸,只能凭着记忆来修建。而惟一的“建筑图纸”,就是他们从国外寄回来的、印有不同国家建筑的明信片。

于是,他们设计了中西合璧的精致洋楼,加入中国传统风格的花窗,用中国人喜欢的吉祥图案来装饰他们的洋房。精致的罗马柱上支撑起的,竟然是一个中国式的牌坊。浪漫的欧陆式建筑的屋顶镶嵌着各种颜色玻璃的木窗,而木窗上则贴着中国的关公、秦琼等门神,似乎令人感到一种不伦不类。他们喜欢在室内的墙壁上画上一些山水壁画,又或者加上巴洛克风格的精美装饰,或者是中国传统的喜鹊、松鹤、花卉和乡野风景。罗马柱的拱门上则装饰着凤凰、蝙蝠和麒麟。

社会动乱时期,往往伴随着更多的盗匪侵袭。人们发现了碉楼的防御功能,于是碉楼便越建越多。海外华侨得知后也十分惊喜,觉得在防范匪患中,碉楼确有作用。因此,他们宁可在海外节衣缩食,也要集资汇回家乡兴建碉楼。开平一下子兴起了兴建碉楼的风气,人们不断总结经验,国外的华侨还把西方的建筑技术介绍过来,中西融汇,华洋并举。

早期兴建的碉楼可能是为了炫耀。然而,随着盗贼对归侨骚扰的增多,兴建碉楼就绝非为了炫耀,而是防贼了。翻阅《开平县志》可知,碉楼的功能主要用于防范盗匪袭扰。家乡的治安情形却是如此令人沮丧。政府管制的松懈令仇富心理变成为所欲为的行为。在侨乡一带,“金山伯”遭劫成为普遍现象,让众多的海归华侨欲哭无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开平见不到苏州园林般的大宅却多见碉楼的原因。这是何等的无奈!有幸衣锦还乡的侨胞每天面对盗匪横行,整天提心吊胆地过日子,连基本的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即使有钱又有什么用呢?一些遭劫的侨胞只好挥泪告别故乡,再次移居海外。开平所辖之境,原为广东新会、台山、恩平、新兴四县边远交界之地,向来有“四不管”之称,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清末民初,开平流传着“一个脚印三个贼”俗语,当地贼匪之猖獗,简直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生活富裕的归侨或侨胞就首先成为其抢劫的主要对象。为了防贼,侨胞纷纷捐资寄回家乡兴建碉楼,或将住宅建成碉楼式的民居,碉楼开始在开平各地蜂拥而出。以碉楼的建筑形态,并不适宜居住用途,它们主要分为三大类:一是更楼或灯楼,这种楼一般建在村头或村尾,供民团及更夫维持治安之用,里面藏有武器;二是众楼,由多户人家合资兴建,遇有匪贼,大家躲进众楼,逃避洗劫;第三类才是居楼,由华侨独资兴建,用于长久居住。

碉楼内部空间普遍不大,窗户大多都很小,目的是为了防匪。碉楼只是作为土匪攻击时应急之用,一旦发生匪情可以躲进里面。匪害猖獗的年代,碉楼上一般都有年轻人瞭望驻守。

碉楼的外部形态大同小异,只是肥瘦高低不同,另外屋顶装饰各异。大的碉楼,覆盖几间房的面积;小的碉楼,只有三四十平方米。矮的碉楼只有三层,跟一般的楼房差不多。而最高的碉楼是位于赤坎的南楼,高达七层。

我与南楼的相遇纯属偶然。那是一次带着游客去赤坎附近找一家我从未去过的餐厅吃饭,因为不认得路,便租了一部摩托车,被人懵懵懂懂的带到了谭江边的那家餐厅。抬眼望去,江边的这座碉楼孤零零的特别引人注目。南楼在开平的碉楼中只是极其普通的一座,没有特别出众的外表。在此之前,我听说它曾经有过一段与抗日有关的历史,本地司徒姓的七人在此顽强抵抗日寇直至被俘殉国。它经历过战火的洗礼和硝烟的熏染,弹痕累累,在众多的碉楼中享有很高的声誉。我觉得壮士们的精神可歌可泣,但其行为却缺乏军事常识,无异于自杀,以此孤单碉楼固守,又无退路,结局可想而知。

开平碉楼在风雨飘摇中走到了二十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了。大部分的碉楼从此经历人去楼空的境况。此时的中国形成了史无前例的仇富情结:地主富农的土地和房产被没收充公,然后再归入人民公社,中国的富人们在一夜之间全都变成一无所有,而且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成为专政对象,饱受迫害。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地主富农每周六都要参加义务劳动,而且不可有怨言,否则就会惹祸上身。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仇富,主要是对沈万三等富商进行打压,而新中国的统治者似乎不想放过任何一个有产阶级。在这种新的财产制度下,华侨在海外千辛万苦积累、带回的财富也面临着灭顶之灾。来得及跑的,都变卖家产跑到港澳海外。来不及出逃的,统统变成了几亿“蓝蚂蚁”般的红色国民的一份子。直到七十年代末,政府为了统战的需要,才开始将侨房归还。但接收房子的人已经是那些华侨的下一代了。我有个亲戚在马来西亚,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与我们断绝音讯达二十多年之久。究其原因,是中国在此期间在东南亚推行的共产运动,令当地政府实施排华政策,亲戚们备受歧视和迫害,不敢与中国联系。当然,我们在文革期间也同样不敢与他们联系。

开平碉楼走过了它最凄凉悲哀的一段时期,它们之中一些被人霸占,或变成无主,被人丢空,成了风烛残年,任凭风雨损耗。

赤坎有条闻名的“加拿大村”,建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全村姓关,在五十年代初,连最后一户也移民去了加拿大,全村于是成了一座空城。这是一个逝去家园,只剩下村东面的碉楼在半个世纪中寂寞地守望着当初的荣耀。

看碉楼,其实是在读一段我们祖辈艰辛生存的历史。在这些曾经风光的碉楼背后,隐藏着多少辛酸和悲哀?华侨的血泪史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血泪史的一部分。

 一切悲情往事,尽已随风而去。

                                                                         

                                                           2006年11月于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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